构建之法邹欣老师在叶卡编辑的群里问到，国庆短假可有什么好 书推荐给同学们看。VincentChen大侠说，Into Thin Air。1996年5月11日，珠穆朗玛峰有史以来遇难人数最多的一天，暴风雪导致山难。后来枚苏发女士回忆这本书，不同生命阶段的人、人与自然、文化冲 突。但是当时吸引了我的是VincentChen大侠提到，他把这篇纪实当作是工程学灾难预防和处理的参考文献。从来不是自然环境导致灾难，所有事故皆是 人祸。我一夜读完，酣畅淋漓，25条笔记，日后慢慢反醒。工程研发和运维，正是命悬一线，该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page 4 非正常状态下的决策和操作是危险的；不要相信任何人
由于受缺氧的影响，哈里斯也昏头昏脑的，他非但没有帮我关上阀门，反而错误地将它开到最大，使我仅有的一点儿氧气被过快地消耗掉了。虽然在下面76米的南峰上我还有一个备用的，但要走到那儿，我得先在无氧状态下通过那整段完合暴露的地段。
page 5 责任的边界，优先完成自己的责任
当”希拉里台阶”上的人群散去时，我把自己扣挂在橙色的登山绳上，在费希尔被自己的冰镐绊倒时迅速绕过他，从悬崖边上垂降下去。
page 5 时间是关键因素
在距我垂直高度122米的地方，在洁净湛蓝的天空下，珠峰依然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我的那些朋友们嬉戏成一团，纪念登上这个星球的最高点。他们挥舞着旗 帜，拍着照片，用光了宝贵的分分秒秒。谁都不曾想到会有一场可怕的严峻考验正在逼近。毋庸置疑，在这漫长的一天即将结束之际，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
page 19 另一个角度，珠峰与飞机同高
浓黑如墨的山峰巍然耸立，傲视着周围的山脊。山峰直刺云霄，将飞机以每小时220公里的极速喷出的气流撕开一道裂缝。气流掀起的一缕冰晶向东蔓延开来，宛 如一条长长的丝巾。凝视着空中这道飞机划过的轨迹，我突然意识到，珠峰的最高点恰好与这架载着我穿越苍穹的飞机的飞行高度一样。猛然间，一个令我震惊的念 头跃入我的脑海:我要攀登的高度与空客300喷气式客机的飞机高度一样，这近乎异想天开，甚至比这还糟，一想到这儿，我不禁手冒冷汗。
page 25 信任
我渐感不安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从未与这样一大群陌生人共同攀登过。除了21年前阿拉斯加之行外，我以前的探险都是独自一人，或与一两个信任的朋友一起。
在登山活动中，对同伴的信任至关重要。一名登山者的行为将影响整个团队的利益。一个松动绳结、一次意外的失足、一块被摇动的岩石，或者其他不小心的行为，给肇事者及其队友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对于登山者而言，谨慎选择，不与不明底细的人合作，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对于那些参加由向导带领登山的顾客来说，要对同伴信任就不容易办到了，他们必须把信任寄托在向导身上。当直升机嗡嗡地驶向卢卡拉时，我猜想，我的队友们都和我一样真心希望霍尔已经谨慎地将能力不足的顾客淘汰出局，并有办法保证我们免受彼此能力不足而带来的危害。
page 29 科学论证后的实验
克拉斯 基于对血氧饱和的估计，计算出人体承受氧气的最低值是970毫升/分钟，这个数值异乎寻常地接近珠峰1070毫升/分钟的测量值。克拉斯的研究，隐约指出 了氧气在8000米级山峰的攀登中起着巨大作用。他大胆推论:“一个在体格和精神上受过一流训练的登山者必将登上珠峰。如果自然环境不是太艰苦的话，他完 全不必携带氧气或其他探险用具。”1978年5月8日，意大利登山家梅斯纳尔和奥地利人哈伯勒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page 30 世外桃园 vs. 人类学标本
西方人为孔布失去了往日那种简单如画的生活而痛惜，反倒有些施恩者的味道。生活在这片崎岖乡村里的人们，磊多数并不想与现代社会或者人类进程割断联系，夏尔巴人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成为人类学博物馆里的标本。
page 36 自信而缺乏经验的危险；热情奉献不应换来承担责任
去年，一个由向导带领的美国探险队雇佣了一个名叫卡米利塔的夏尔巴男孩帮厨。这个十十一二岁、身体健壮且雄心勃勃的男孩请求美国人允许他以一名高山协作的 身份在高山上工作。虽然卡米没有任何的登山经验，也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训练，但是为了答谢他的热情和奉献精神，几个星期后，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从海拔6700－7600米的常规路线中，要攀登一道名为”洛子壁”的陡峭而险象环生的冰坡。作为一种安全保护措施，探险队通常会在冰坡上由下而上地系一 系列的登山绳，而登山者在攀登时为了自我保护应在自己和固定绳之间系一根外挂绳。卡米，这个过分自信而又缺乏经验的年轻男孩认为在登山绳上系一根外挂绳的 做法大可不必。一天下午，当他背着担子攀登洛子壁的时候，他在石头般坚硬的冰面上失手坠到600米深的坡底。
page 45 导致事故的都是人的错
费希尔说，”意外事故的发生，我认为那都是人为错误所致一，所以这正是我要尽力避免的。我在年轻时曾有过许多次意外事故，你能找到诸多原因，但最终都是人的错。”
page 52 实战经验不可替代
当我为次日的行程整理装备时，我了解到我的队友们，受限于家庭和他们如日中天的事业，极少有人在去年进行过一至两次的攀登训练。虽然每个人看上去都体格健 壮，但环境所限使得他们只能在跑步机或者脚踏车上而非真正的山峰上进行他们大部分的体能训练。这使我感到踌躇。诚然，身体素质在登山中是个关键因素，但 是，还有一些同样关键的因素是在健身房里训练不出来的。
page 54 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角度和技巧
虽然我从未到过像孔布冰瀑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冰瀑，但我攀登过许多其他的冰瀑。这些路段需要极高的使用冰镐和冰爪的专业技巧。孔布冰瀑显然不乏陡峭的冰面，但所有这些冰面都装上了梯子或路绳，抑或是二者皆有，因此传统的攀冰工具和技巧在这儿就显得多余。
我很快就认识到，在珠峰上，甚至连登山绳这个造就登山者的精髓之物，都不是按照一直以来的方式使用的。通常，一个登山者总是用一根45米长的登山绳将自己 与另一名或另两名同伴系在一起，这样每个登山者都要对别人的生命负责。以这种方式用绳子结组是个非常严肃而又友好亲密的举动。然而在孔布冰瀑，利己主义使 得我们独立攀登而不以任何方式在身体上受制于人。
达夫的夏尔巴人在从孔布冰瀑的底部到顶上固定了一根静力绳。我在腰间系了一根末端带有快挂的一米来长的外挂绳，绳子的那一头连接着快挂和安全绳。在这里， 安全感不是来自将自己系于另一名队友身上，而是来自用外挂绳将自己扣在固定绳上并顺着绳子在上面滑动攀登。以这种方式进行攀登，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 冰瀑上最危险的地段，而无需将自己的生命交付技巧和经验都未知的队友。事实上，在整个攀登过程中，我们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生命系在另一名队友手中。
我渐渐明白，安全是要靠一定的速度来保障的。我以我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向较为安全的塔顶冲去……在冲塔尚未坍塌之前，我到达了它的顶上。
page 69 救援没有经验的人，会带来格外的危险
独行的挪威人、中国台湾人，尤其是南非人，经常成为霍尔指挥帐里的热门话题。”这山上有这么多不够资格的人，”4月底的一个晚上，霍尔愁眉不展地说，”我想这个登山季是不会太平的。”
(登山者似乎必须救助遇险的其他登山队，但是日本人放弃了印度登山队，也没有受到额外的谴责。)
page 113 权威
离开大本营的前一天，霍尔召集全体队员到指挥帐里介绍情况。他首先谈到了在冲顶日里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重要性:”在那里我将不会容忍任何自作主张的行为，” 他直截了当地盯着我告诫道，”我的话将是绝对的法律，不容置疑。如果你们对我的某个决定有异议，我乐意回来后与你们交流，但在山上绝对不行。” (在山上，霍尔曾一度明确要求作者不得参与向导安置路绳，作者服从了，干坐着等待后面的顾客。)
page 113 明确约定
在费希尔队离开营地后不久，马卡鲁·高和三个夏尔巴人也启程了－－这违背了霍尔的理解，即台湾人不在我们冲顶的同一天攀登。
(台湾人对霍尔要求不在同一天登顶的登复是，他们会选择自己任何喜欢的一天。)
page 115 团队带来的负担及等待
霍尔清楚地告诉我，我必须等全队的人都到达这块阳台装的集合地后才能继续攀登，于是我坐在背包上等。当霍尔和韦瑟斯终于出现在大家身后时，我已经在那儿坐 了90多分钟。在我等待的时候，费希尔队和台湾队都赶了上来，并从我身边超过去。由于等待的时间太长，我感到很沮丧，并且落在别人后面也让我很生气。但我 明白霍尔的基础理论，因此也只好忍住怒火。
在我34年的登山生涯中，我认识到登山运动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强调自立、决断、应变和责任感。然而作为顾客参加登山，我发现，你被迫放弃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出于安全的考虑，一位负责的向导总要循规蹈矩－－他根本无法容忍让每位顾客独立做出重要决定。
部分队员的被动性就是这样在攀登的过程中被助长起来的。夏尔巴人负责探路、搭建营地、做饭和搬运所有物资。这使得我们可以养精蓄锐，大大增加了登顶的几 率。但我却感到极大的不满足。有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并没有真正在登山，而是由代理人包揽了一切。虽然为了能和霍尔一起登上珠峰我甘愿忍受这种角色，但我从来 没有习惯过……
(前文有提到，有些成熟的登山者选择成为顾客，是为了避免入关、行李、装备等细节，队长也认为与这样的登山者一起攀登是一种荣誉。)
page 127 角色与责任带来的问题
我们到达后，经过检查发现氧气瓶储备点里至少还有六瓶氧气是满的。然而哈里斯却不肯相信，他坚持认为这些氧气瓶都是空的，无论我和格鲁姆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
想知道氧气瓶里还有多少氧气的惟一办法，就是经接到流量调节阀上，然后看气压气上的显示，哈里斯大概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检查南峰上的氧气瓶的。此次探险后， 贝曼德指出，如果当时哈里斯的流量调节阀被冰堵住了，那么即使氧气瓶里是满的，气压表上的显示也是零。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哈里斯的行为会如此古怪固 执。而如果他的流量调节阀真是出了故障，并且又没有氧气进入氧气面罩里，那么也就可以说明何以哈里斯的判断力会明显下降。
然而这种可能性，现在看来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当时我和格鲁姆都没有意识到。事后我才明白，由于缺氧，哈里斯的行为已明显不合常理，但我反映迟钝没有觉察到有丝毫的异样。
我对显而易于的事情竟熟视无睹，在某种程度上乃是由于向导－顾客的身份所致。我和哈里斯在身体素质及攀登技巧上不分伯仲。如果我们是以平等的伙伴关系在无 向导状态下一起攀登，我根本不可能忽略他的困境。但在这次探险中，他扮演的是战无不胜的向导角色，负责照顾我以及其他顾客；我们明确被灌输不能怀疑向导的 判断力。哈里斯事实上可能陷入困境，向导也可能迫切需要我的帮助，但这种想法从未在我迟钝的大脑中出现过。
(关于缺氧环境下人的判断力下降，后文提到作者与另一位登山者相遇，但是当时都认为遇到的是另一个人；台湾人向登山靴中排便。)
page 129 坚强 (勉强为之) 的代价
(韦瑟斯的眼睛做过角膜切开术，在低气压下视力下降，勉强坚持登顶，把冰晶揉进眼睛划破了角膜，失去纵深感。期待太阳升高以后视力改善，跟上其他人)
韦瑟斯说，”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危险，对别人来说是一种负担”。
page 135 等级/排位，责任
生性敏感的贝德曼对他在探险队里无足轻重的位置十分清楚。”我无疑被认为是第三位的向导，”事后他坦言，”所以我尽量不多管闲事。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在我应该发表意见的时候却保持沉默，现在我为此深深自责”
……
“让顾客折返下山应该由斯科特来负责，”贝德曼解释说，”我们讨论过此事。我告诉他，作为第三位的向导，让我告诉那些付了6.5万美元的顾客下山，这会让我不舒服。于是斯科特同意这将是他的责任。但是不知何故，他并没有这样做。”
page 137 隐瞒带来危险
……布克瑞夫事后说，”但在冲顶之前他就很累了。他遇到了许多问题，耗费了太多精力。烦恼、焦虑、担心、折磨。斯科特很紧张，但他藏而不露。”
费希尔还对所有人隐瞒了一个事实:在冲顶那天他可能已经生病了。1984年，他在尼泊尔安纳布尔纳峰探险期间，感染上了一种肠道寄生虫－－溶组织内阿米 巴，这种寄生虫在感染后的若干年里不可能从被感染都体内清除干净。这种虫子会不定期地从蛰伏状态突然发作，使被感染者身体出现剧烈阵痛，并且会在其肝部留 下一个囊肿。费希尔坚持认为这点小事儿没什么好担心的，因此他只向大本营的少数几个人透露过这种病。
……费希尔是路绳上最后一名登山者，他看上去异常衰弱。 (他是领队)
page 144 内疚无补于事。最佳的危机解决之道，是防止危机。
最后，跟哈奇森一样，布克瑞夫发现他所能叫醒的每一个要不是因为疾病、疲惫，要不就是因为害怕而不能给予任何帮助。
因此，这位俄罗斯向导决定自己去把这支小分队带回来。他克服了自己的极度疲惫，勇敢地冲进飓风中，在南坳搜寻了近一个小时。这是何等惊人的体力和勇气，但他没有找到任何失踪者。
然后布克瑞无并没有放弃。他返回营地，从贝德曼和舍宁那里得到更确切的方位，然后再次冲进暴风雪中。
(作者认为，布克瑞夫作为向导，此前在没有暴风雪到来时，先行下山，抛弃了顾客；布克瑞夫说，他当时急于下山为顾客烧好热茶。)
page 153 专家的决定，应该包括否定性意见
正如资深的美国向导彼得·列夫在这起珠峰山难发生之后告诉《攀岩》杂志的那样，”我们以为，人们掏钱是为了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其实不然，人们花钱是为了登顶。” (向导可能在顾客距离峰顶100米，能清楚看到峰顶时，要求顾客下撤。)
page 164 时间的重要性
事实上，5月10日的那场大风虽然猛烈，但也并非十分特别，只是很典型的珠峰狂风而已。如果它晚两个小时出现，可能就不会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反之，如果它恰好提前一个小时，那这场暴风雪就可以轻易地夺去18名或者20名登山者的生命，其中可能包括我在内。
page 185 淘汰不合格的
减少未来伤亡事件的最简单的办法也许就是禁止使用瓶装氧气，当然紧急医疗救护除外。虽然仍有少数不计后果的人可能会在无氧登顶中丧命，但绝大多数能力不够 的登山者会在他们攀登到使自己身陷真正困境的高度之前，因体力不支而被迫返回。……当人们知道攀登珠峰没有氧气供应时，便很少有人会再去尝试。
page 187 无法完全避免危险
我很快就意识到，在这类由向导带领的登山活动中，1996年，在这山上的顾客中(我括我在内)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危险的严重性－－人类在 海拔7620米以上的地带，其生存空间是极为狭小的。那些怀着珠峰构的沃尔特·米蒂 (指依靠幻想逃避平凡生活的人)们必须牢记，一旦在”死亡地带”发生意外(他们尽早都会遇到)，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壮的向导也可能无力拯救其顾客的生命；事 实上，1996的山难便是例证，世界上最强壮的向导有时也自身难保。我四位队友的遇难并非全是霍尔攀登系统的疏漏，事实上，他的系统可以说是最好的。但那 是珠穆朗玛峰，再好的系统在它面前都不堪一击。
page 210 善良的动机与结果不相关，愚蠢的决定
那年五月，我们在珠峰上的许多人都犯了错。正如我在本书前面指出的那样，我自己的行为就与两位队友的死不无关系。我毫不怀疑布克瑞夫在冲顶日那天的初衷是 善意的，而我也绝对确定他的用意是好的。虽然颇让我心烦的是，布克瑞夫拒绝承认他可能做出了一个相当拙劣的决定。(布克瑞夫的代笔作家指出，作者克拉考尔 身为记者的身份，可能对登山队安全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