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坚定,回忆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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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就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就跟朋友讨论起了这个话题,正义,坚定的正义。
我甚至不记得是上午还是下午,抑或是傍晚。也不记得那两位朋友是谁了,只记得其中一位尖锐地相信某种观点,另一位也相信,只不那么尖锐。我也不记得那个观 点是什么了,也许是”为了正义必须做眼前的恶事”之类的吧。很多细节都非常奇怪地模糊了,只记得,我低着头没有看他们两个,而是眯着眼睛看桌子上被切断的 那道阳光。

“是么。”我轻声地哑着嗓子说,”你们听说过SARS么。”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

2003年春天,当消息刚刚被确认,所有的报道合法化以后,突然就封校了。学生不得离校,教师上下班要测量体温,异校的情侣们隔着铁栅栏拥护。门卫站在每 个校门口,戴个大口罩,露两只眼睛。来一个人,就自动地站那儿,门卫举起枪式体温计,在你额头上比一比,然后点点头。我有生一来少有地与门卫达成了和谐, 对每一位不仅说”谢谢”,而且真心说地一句,”辛苦了。”我认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

有新闻,东南亚有人因为旁边的人咳嗽,把对方打死了。

长春还没有病例的时候。我和韩老师去德惠出差,回来以后非常奇怪地看到大街上很多人戴口罩,还开玩笑说,”这些家伙胆儿这么小啊。”学校要求从北京一类城 市出差回来的人,必须上报。我们和蔡老师开玩笑,说刚从北京回来,那儿全是戴口罩的人啊。蔡老师脸都变了颜色,说,”你们真是从北京回来的?”

不少单位发了乙酸,用来消毒空气。两瓶兑在一起,喷洒。我当时刚刚开始看新语丝,读到有被过浓乙酸烧伤肺部的案例,没敢用。后来疫情结束很久,分别倒入相隔几公里的两处下水道。

单位还发了中药建议大家冲服。

这就是故事背景,广泛的恐惧。我想说的几个故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现在,12年过去了,它们让我质疑当初觉得毫无疑问正确或错误的,是否真的这样,是不是一直如此,是不是如此确定。

一个故事,是我当时没有讲给两位年轻的朋友,现在讲给你。RT得了肺炎,是真的一般的肺炎,而不是非典型性肺炎。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第一个反应是,在这 个大家都恐惧的时候,他一定孤独吧,是不是都没有人去探望他。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他呢。去探望应该没什么危险吧。万一有危险呢。也没什么吧,有危险才体现 友情吧。

最终我没有去。不是一直犹豫着就错过了,而是决定不去看他。他不是我需要与之同生共死的人,我当时这样想。

后来,应该是疫情结束以后吧。他坐在校车里,我的旁边,仍然带着沉重的肺炎特有的呼吸的臭味。他说他前一阵得了肺炎,住院了。我说,嗯。也许我还问了,害怕没有。我没有道歉,虽然心里愧疚。他在医院里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护士,儿子现在七八岁了。

我当时给两位年轻的朋友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

吉林大学有个学生,在北京感染了,跑回了长春,猫在家里。后来牙疼,被牙医举报了。最后,似乎,这位同学的全家都被传染了,似乎都没有死。

有人坚定地觉得这位牙医是对的,有人觉得他的做法的结果是好的,但是行为是不道义的。

有个老太太住院了,她的家属陪护。医院要求家属都回去,家属说,”要死一起死。”这句话,”要死一起死”,我印象非常深刻,讲给我的人原话就是这句。我复述这句的时候,两位年轻朋友感叹地”啊”了一声。”然后,”我说,”他们全家都死了。”

SARS病毒飞沫传播,虽然当时还并非人人皆知,但是真理是赤裸裸的也是冰冷无情的。在没有足够了解没有足够好的救治手段的时候,隔离是最佳措施。

我最初也坚定地相信这一点。我跟爱人互相鼓励打气,如果对方感染上了,一定送去隔离,一定不要胆怯,一定不要做坏人,不要做传染源。

后来,我在水木清华上看到,他们隔离的地方,所有疑似感染的人是可以相互接触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一般的发烧,正在免疫能力低下的时候,隔离正可能让你接触到SARS病人。满是咳嗽声的被隔离的建筑。

我决定,即使传染上也不去隔离。如果你们不让我有尊严地活,我们就一起死吧。

当然,那也只是我当时一时的想法。就在今年我还就正义问题跟大哥讨论的时候,提问过: 如果人群中有百分之十的人感染瘟疫,会使我们其余的人死去 (或者变成僵尸) ,即使他们什么也没做,完全无辜,却是有害的,你要杀死他们么;如果他们有百分之五十呢;如果他们有百分之九十呢;如果他们是你的亲人朋友呢。

后来参加科幻世界笔会。阿来先生谈创作时说,有人认为只有发生大灾难,才会有好科幻;现在发生了非典,也没有见好的作品出现。我当时在座,但是太过卑微, 不足以发言。我藏在大厅一角,只看到阿来先生的剪影在窗子白亮的光芒里。我想说,”也许还需要时间。”在这之后十二年中,确实有些作品流露出了作者亲身经 历过一些大事件特别2003的样子。科幻以外的,你更可能读过,柴静《看见》,燕垒生《天行健》 (他的《瘟疫》在2003以前就问世了) ,还有某部致青春的影片。但是也许真正讨论这个主题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吧。诺贝尔文学奖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有多少年?

后来怀疑对象转向果子狸,及所有哺乳动物。我和我爱人当时决定,即使情况如此危机,即使很多人都这样做了,我们仍然留下我们的猫,没有扔掉。这只猫当时两岁,现在已经14岁了。从我们那样恐惧,从我们胸怀毫无疑问的正义到现在,十二年矣。

2003年给我最深刻印象的,不是恐惧,而是恐惧中,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我们对待别人的生命的态度。回想起这些,我不能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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