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就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就跟朋友讨论起了这个话题，正义，坚定的正义。
我甚至不记得是上午还是下午，抑或是傍晚。也不记得那两位朋友是谁了，只记得其中一位尖锐地相信某种观点，另一位也相信，只不那么尖锐。我也不记得那个观 点是什么了，也许是”为了正义必须做眼前的恶事”之类的吧。很多细节都非常奇怪地模糊了，只记得，我低着头没有看他们两个，而是眯着眼睛看桌子上被切断的 那道阳光。
“是么。”我轻声地哑着嗓子说，”你们听说过SARS么。”
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
2003年春天，当消息刚刚被确认，所有的报道合法化以后，突然就封校了。学生不得离校，教师上下班要测量体温，异校的情侣们隔着铁栅栏拥护。门卫站在每 个校门口，戴个大口罩，露两只眼睛。来一个人，就自动地站那儿，门卫举起枪式体温计，在你额头上比一比，然后点点头。我有生一来少有地与门卫达成了和谐， 对每一位不仅说”谢谢”，而且真心说地一句，”辛苦了。”我认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
有新闻，东南亚有人因为旁边的人咳嗽，把对方打死了。
长春还没有病例的时候。我和韩老师去德惠出差，回来以后非常奇怪地看到大街上很多人戴口罩，还开玩笑说，”这些家伙胆儿这么小啊。”学校要求从北京一类城 市出差回来的人，必须上报。我们和蔡老师开玩笑，说刚从北京回来，那儿全是戴口罩的人啊。蔡老师脸都变了颜色，说，”你们真是从北京回来的？”
不少单位发了乙酸，用来消毒空气。两瓶兑在一起，喷洒。我当时刚刚开始看新语丝，读到有被过浓乙酸烧伤肺部的案例，没敢用。后来疫情结束很久，分别倒入相隔几公里的两处下水道。
单位还发了中药建议大家冲服。
这就是故事背景，广泛的恐惧。我想说的几个故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现在，12年过去了，它们让我质疑当初觉得毫无疑问正确或错误的，是否真的这样，是不是一直如此，是不是如此确定。
一个故事，是我当时没有讲给两位年轻的朋友，现在讲给你。RT得了肺炎，是真的一般的肺炎，而不是非典型性肺炎。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第一个反应是，在这 个大家都恐惧的时候，他一定孤独吧，是不是都没有人去探望他。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他呢。去探望应该没什么危险吧。万一有危险呢。也没什么吧，有危险才体现 友情吧。
最终我没有去。不是一直犹豫着就错过了，而是决定不去看他。他不是我需要与之同生共死的人，我当时这样想。
后来，应该是疫情结束以后吧。他坐在校车里，我的旁边，仍然带着沉重的肺炎特有的呼吸的臭味。他说他前一阵得了肺炎，住院了。我说，嗯。也许我还问了，害怕没有。我没有道歉，虽然心里愧疚。他在医院里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护士，儿子现在七八岁了。
我当时给两位年轻的朋友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
吉林大学有个学生，在北京感染了，跑回了长春，猫在家里。后来牙疼，被牙医举报了。最后，似乎，这位同学的全家都被传染了，似乎都没有死。
有人坚定地觉得这位牙医是对的，有人觉得他的做法的结果是好的，但是行为是不道义的。
有个老太太住院了，她的家属陪护。医院要求家属都回去，家属说，”要死一起死。”这句话，”要死一起死”，我印象非常深刻，讲给我的人原话就是这句。我复述这句的时候，两位年轻朋友感叹地”啊”了一声。”然后，”我说，”他们全家都死了。”
SARS病毒飞沫传播，虽然当时还并非人人皆知，但是真理是赤裸裸的也是冰冷无情的。在没有足够了解没有足够好的救治手段的时候，隔离是最佳措施。
我最初也坚定地相信这一点。我跟爱人互相鼓励打气，如果对方感染上了，一定送去隔离，一定不要胆怯，一定不要做坏人，不要做传染源。
后来，我在水木清华上看到，他们隔离的地方，所有疑似感染的人是可以相互接触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一般的发烧，正在免疫能力低下的时候，隔离正可能让你接触到SARS病人。满是咳嗽声的被隔离的建筑。
我决定，即使传染上也不去隔离。如果你们不让我有尊严地活，我们就一起死吧。
当然，那也只是我当时一时的想法。就在今年我还就正义问题跟大哥讨论的时候，提问过: 如果人群中有百分之十的人感染瘟疫，会使我们其余的人死去 (或者变成僵尸) ，即使他们什么也没做，完全无辜，却是有害的，你要杀死他们么；如果他们有百分之五十呢；如果他们有百分之九十呢；如果他们是你的亲人朋友呢。
后来参加科幻世界笔会。阿来先生谈创作时说，有人认为只有发生大灾难，才会有好科幻；现在发生了非典，也没有见好的作品出现。我当时在座，但是太过卑微， 不足以发言。我藏在大厅一角，只看到阿来先生的剪影在窗子白亮的光芒里。我想说，”也许还需要时间。”在这之后十二年中，确实有些作品流露出了作者亲身经 历过一些大事件特别2003的样子。科幻以外的，你更可能读过，柴静《看见》，燕垒生《天行健》 (他的《瘟疫》在2003以前就问世了) ，还有某部致青春的影片。但是也许真正讨论这个主题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吧。诺贝尔文学奖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有多少年？
后来怀疑对象转向果子狸，及所有哺乳动物。我和我爱人当时决定，即使情况如此危机，即使很多人都这样做了，我们仍然留下我们的猫，没有扔掉。这只猫当时两岁，现在已经14岁了。从我们那样恐惧，从我们胸怀毫无疑问的正义到现在，十二年矣。
2003年给我最深刻印象的，不是恐惧，而是恐惧中，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我们对待别人的生命的态度。回想起这些，我不能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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