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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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录放机

我唱歌跑调挺厉害的,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认识我更早一些,就会见识到我是个作曲家,为每首重新谱曲,并且每次都不一样。

乐感这么差,跟我的成长环境多少有些关系。我小时候家里能发声固定频率的东西,除了后来被我上弦拧坏了的座钟,还有个半导体收音机,一直装在皮套子里,一直到不用的时候还是全新的。那个收音机成天讲的都是时事政治,因此我一直到小学四五年级,还认为”南斯拉夫”是一种风镜,棕色的皮子里嵌着两片镜片。因为每次我玩那个风镜的时候,收音机就讲”南斯拉夫”,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巴甫洛夫说的是真的。事实上,直到现在,当我听到南斯拉夫这个词的时候,母语的第一反应仍然是风镜,然后需要翻译成汉语。

当然,成长环境恶劣不是我音盲的全部原因,同样的生活环境,我哥从小乐感极佳,听每周一歌基本一次就可以自己唱了--可能词记不全,但是调子不会错,跟我刚好相反。我还见识过我妈拿着简谱视谱即唱,《欢迎颂》,我问怎么做到的,她说,”就照着唱呗。”我也就照着唱了一下,他们说”别吵吵”。当然,他们这么强大,可能正是导致我自暴自弃的原因吧。

后来半导体收音机终于换成了录放机,能当收音机,还能当录音机用。一个大家伙,半米多长,30厘米高,20厘米厚。买录放机的一个原因,是我在我爸的同事T叔家里,用他家的录音机录了一整个下午同一个故事,哪本笑话集里的《吝啬鬼》,就是向邻居借锤子邻居竟然不借,大骂邻居吝啬,只好把自己的锤子拿出来用那个故事。我父母觉得我这样太不懂事了,打扰别人,就买了一台。买的时候非常慎重的左挑右选,请了朋友帮参谋,参谋以后还请客喝酒感谢。席间一位叔叔看我和我哥兴高采烈地一直玩录放机,哈哈大笑说,”这是大狗打回来食儿,小狗吃呐。”我偷偷问我妈,他怎么骂人呢。我妈说,那是土话,不是骂人的。我当时的年龄,大概就是还听不懂这种玩笑的心智那么大。

据研究,音盲与不能听出弦外之音高度相关。我觉得好像对,因为跟你们对话的时候,我经常偷摸做句子成份分析,只是因为经常做很熟练,所以你们多数时候觉察不出来。好在我不孤独,孙HT同学和邦哥也都有类似问题,他们从小学开始,就也对问题本身的目的而不是解法困惑。我们共同的问题是,老师的这个问法可能有一百种意思,应该在试卷上写哪种意思对应的答案。

这台录放机一直陪伴我上大学离开家。我哥在我大一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巨酷巨先进的随身听--跟你父母给你们买PAD的原因一样,为了帮我学习英语。在第一学期就丢了,放在教室的桌膛里,不见了。我才明白,原来大学的文化与我所想的并非完全一致。哥说再给我买一个,我没脸要了。这样,直到大四倒数第二次,我的英语四级才过。当然,录音机丢了也不是原因,因为直到通过的那次考试,听力部分我都是根本不听直接答的。盲听答题的习惯一直持续到出国外语培训,牛老师教育我关于外国人可能会因为我不能日常会话而小看全体中国人,我才奋发图强开始学习。这是另一个故事了,以前也讲过,这次不再细说。

家里的那台录放机带给我最大的影响,是我用它放过无数遍高仓健的《追捕》的录音剪辑。录音剪辑是那个时代特有的艺术体裁,全称是电影录音剪辑,把电影录音在广播电台放,里面还有绘声绘色的解说。”通化人民广播电台,330米909千赫,本台现在开始播音。”唉呀,太有感觉了。

我们录了不少优秀的电影录音剪辑,尤其是《追捕》,听的次数之多,我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台词,那些人物在我的头脑中早就形成了亲切的形象,杜丘什么样,真由美什么样,她的马什么样,她爸爸的飞机什么样。朝昌议员,唐塔,长冈了介,还有那个横路敬二。有个初中代数老师讽刺一个同学,”你怎么跟横路敬二似的”。大家面面相觑,都不知道她什么意思,我知道,但是不能说,憋着不敢乐。低沉的咆哮从松林里隐隐传出,真由美大叫”啊~~”,史村警长大叫”小姐快跑!”。音乐声起,是紧急的鼓点,或者提琴快弓。杜丘的声音切入,吐字清晰,沉稳有力,”熊。”

杜丘沉毅果决,在我的心里,一定不会长得像郭富成,林志颖那样。但是我一直没有见到过他的形象--你可能也注意到,上面这些人名的写法可能也是错的,因为我一直靠听,没有读过--直到有一年央视春晚,那个时候叫做春节联欢会,现场放了一段录像配音。我当时正吃多了瓜子花生,脂肪摄入过高吐完躲坑上难受呢,没戴眼镜,隐约看到了心目中的英雄杜丘的样子,居然是那么长一张马脸。我难过得转过头去。但是杜丘冬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长得像施瓦辛格或者史泰龙么,或者像周润发刘德华?

后来我又看了几次《追捕》的视频,看了《远山的呼唤》,看了《幸福的黄手帕》。看了《千里走单骑》。我想,杜丘也许就是高仓健的样子。也许,他的样子并不重要,我是因为声音而认识了他,关键不是他的样子,而是,我希望自己是他的样子。   hand

2. 磁带

尽管有录放机,后来我对声音的敏感仍然一直很差。比如玩成语接龙,如果不允许音同字不同,就是必须是那个读,字面意义的,那么我能以相当碾压的姿态进行游戏。如果允许音同字不同,仅读音对就行,我瞬间就被碾压了。那些成语字词,在我心里从来不是声音,而是样子和意义。我是用五笔那样的路线听文字的形状,而不是它们的声音。我还记得1996年Z老师告诉我接一位联想公司的 Hong Shanhe,电话联系。我问,哪个”Hong”。如果仅语音联系,是不必知道哪个”Hong”的,当时我并不明白,觉得如果不能写下来的都不能沟通。

录放机对我的音乐启蒙是二人传,《回杯记》《马前泼水》《包公陪情》。其实家里有两盘流行歌曲磁盘,程琳的《小螺号》和唱《小小的我》那个苏红,但是基本没有印象了,而几盘二人传,有一阵经常在我脑海里翻来覆去地唱,尽管后来证实都是跑调的。还有《刘玲醉酒》,”大烧锅喝干了三百六,小烧锅喝干了六百三。往南喝到东南海,往西喝到老寿山 (老四川),往南喝到云南地,往北喝到塞外边。东西南北全喝遍,它未曾把我醉半边。这酒家你好大胆,信口雌黄吐狂言。今天我,上楼去把酒缸酒篓全喝干……”

初中跟同学LJL借过一盘吉他曲,回家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我妈说,”你那能写好作业么,净费电。”磁带听了一次就还了,我不记得翻录了没有,总之没有再听。那些吉他曲很好听,是只弹不唱的那种,我先前以为吉他全都是留长发穿喇叭裤的小流氓才弹的呢,而且必须会”撕吼”才行。好吧,我有这个误解的时候是1988年至1991年间,那时候只有”撕吼”这种行为,还没有这个词。

高中?高中没有音乐课。有过一次庆祝毛主席诞辰或逝世多少周年的文艺汇演,我们班JM同学带领几位女生在红星剧场参加汇报演出来着,她们都小脸红扑扑的,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和”呀拉索”。

到处找不到《明天会更好》或者《让世界充满爱》再不就是《黄河大合唱》,同学演出想唱要学,我们去通化电视台或者广播电台求人家给我们翻录。不记得怎么混进去的了,人家不给录,说不是版权什么的,而是你们的磁带会弄脏我的机器。后来我们几个死皮赖脸地求,录了。

大学学校保卫处旁边有几个铁棚子,里面有卖磁带的。都是听歌的磁带,英语的磁盘在图书馆。我在图书馆录过几盘 Step by Step,那是巨难入门的听力,特意制造了噪音提高难度,听了几次就放在一边直到毕业似乎卖掉了。或者卖掉的是同学的磁带,我的早丢了也说不定。听歌是件奢侈的事,得花钱。尤其打口带,明明有缺欠还卖得挺贵,我想都不敢想。事实上,也听不出来有什么好。我连物理系要求全体消除舞盲的时候,也分不清三步和四步的点儿,每次问同学,这是几步,然后数一二三开始。

工作以后也用过磁带,备份 Sun 服务器的数据。样子跟录音机磁带差不多,贵多了。

磁带存储了各种声音,各种声道,各种乐器的旋律和节奏。还有很多人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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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音箱

毕业以后在单位用单位的音箱,最好的是木质的千里马或者类似的名字。把音量放大最大的时候,整个屋子都震动,但是不失真。

比这样的音箱更牛的是大学时物理系的,黑色的,一抱粗,似乎是哪届师兄做了留下来的。功放很多年都是电子管的,开着盒子用,可能是放过热,亮闪闪的。每次舞会的时候都有师兄叮嘱,功放功率不能开到太大,别把音箱烧了。

毕业以后我自己用的音箱,第一个是学弟waxia送给我的,无源的,听了很久。在家看电影的时候就用,声音不太大,也不是非常清晰,不过比机器风扇的声音还是大很多的。要知道,更早的时候,我用pc的纸盒喇叭看过VCD。

兔子同学送过我一对有源的音箱,被老猫心情不好的时候扒拉到地上,摔得声音破碎,继续对付着用了很久。后来很多年,有人告诉我有专门卖那种胶带的,可以补上,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换了新的音箱。

BY同学送我一对巨大的音箱,现在正用。用了多半年,因为桌子面积小,一直都是一前一后对着我。搬家以后我回去单独去拿音箱和计算机,正好屋子空出来有地方,把音箱一左一右排开放了一会音乐。我当时就震惊了,原来真的是立体声的啊,声音从显示器后面传出来。我抬起显示器的机械臂,下面空无一物,音乐从虚无中汩汩流出。

还有过一个单耳的蓝牙耳机,原来不以为然,觉得就是那么回事。结果有一天刷牙的时候发现,它居然能在有噪音的时候自动放大音量,顿时觉得高大上的很,非常喜欢每天带着听一听。因为如此密集地带去,某天丢了再也没有找到。

想起来蓝牙耳机非常贵的时候,牛老师说,有个蓝牙耳机他不用了,要送给我。我说,不要,没啥用,我的手机不能连接蓝牙。后来师姐说,那玩意老贵了,为了这个耳机,你再买个手机都值啊。恩,建议很好,就是晚了点,总不能跑回去再要。

新的住址过于繁华,非常吵。买了一副主动去噪音的耳机,原来是打算清净一下好能干活。后来发现,还有别的用途。在班车上,在火车上,尤其在家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打开主动降噪,听程壁的歌《给猫夏的你》,听夜の良曲《落叶》。就像端起一杯咖啡,就像电影里燃起一枝烟,瞬间就离开喧嚣,与这个世界隔离。

音箱和耳机,从声音的维度上让你与这个世界隔绝,进入到另一个空间。好的音箱和好的耳机的坏处是,当你见过那么好的世界,就再难忍受更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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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除了今年的,此前的我听了每一首。我会选择这一期结束之后的某一天,在网站上一气看完。一方面我能忍受并非实时地参与,另一方面我不想被那么多广告耽误时间。有一次是在真的电视上看的,广告之长确实让我很惊讶,也坚定了我不看电视的决心。

后来我们听说,好声音里很多歌手并非所宣称的那样单纯的是美甲店老板或者商铺的伙计,他们不少人受到过非常专业的音乐训练,卖化肥也可能只是临时的营生,就跟我尽管也卖过对联送过福字 (计划过卖瓜子和冰棍) ,不过我的主要职业是高校教师。徐海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个像阿拉蕾一样的女孩,闪着大眼睛,穿着娃娃服还是学生服站在舞台上。她提到她的爸爸去世了,应该在看着她的演出。从那以后,有不少观众指出,他们不想知道歌手的家世和家事,不想知道歌手的音乐背景,怎么经过了专业的和艰难的训练,甚至不再想听歌手们在谈感想时咬着迈克大喊,”我想唱歌”,对着他们的父母。

但是我仍然愿意相信,他们的吼叫里有真实的成份。罗素说,柏拉图笔下的斯巴达有大量虚构的成份,与真实的斯巴达非常不同,但是虚构的斯巴达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比真实的斯巴达可能更大。

我们是来听歌手的声音的,而不是看演员的演技。所以,我们也可以忽略掉所有与声音无关的一切,闭上眼睛,从始至终。不要表演,这可以不是我们对歌手的要求,而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你--能不能,不用声音以外的因素去评判,能不能,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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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相信他们”想唱歌”,只是,他们的愿望可能并不那么单纯。比如,他希望唱歌的同时,能有很多人来听,他希望追影灯和聚光灯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希望他的父母也能支持他,他的成就也能支持他的父母对他的支持。他希望用各种手段向你证明,他们”想唱歌”的愿望有多么迫切。

不过,人们不仅希望忽略/去掉这些,而且也希望对这些手段做出惩罚,尤其是我们还不能判别真伪的时候。那么,你打算对那些真的愿望给予奖励么,这是否有违仅只声音本身的原则?

我记得梁博。那个严肃脸的少年,他一直在唱同一种类型的歌。有人告诉我,一个乐评人贬损了所有的歌手,除了他。因为他的嗓子会在这种演唱风格中受到损耗,直到最后不能演唱,但是,也只有这种损耗的唱法才能表达那种情感。

权振东,柔弱的男生形象,站在擂台上面对佳宁组合两个人,其中的男士一本正经的样子,像音乐教师,女士则一看风格凌厉。他们合唱《冬天来了》,组合先唱,这时我想,太好听了啊,这么完美和学院派,柔弱的男生肯定输了。当权振东开始唱的时候,我一拍大腿。原来,柔软可以是一种力量,从锋利的刀剑里慢慢地渗透出来。我想起民歌和美声合唱的时候,无论民歌多么高亢,都不能完全遮住美声的柔。

权振东是梁博的老师,他们的学校离我的住处只有不到5分钟的路程,每天我上班都会路过。我也想过,梁博和权振东就在这里啊,但是我一点也不想走进去遇到他们。我希望他们就一直是音乐里传达出的那个样子,不想跟他们喝酒,不想成为朋友。也不想走上去对他说,”我支持你”。如果能有所帮助,当然很好,如果能只是远远欣赏,也很好。单只口头的支持淡而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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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不懂四位导师所说的那些”好听”,也不懂”灵魂歌者”是什么样子的,也不懂”走心”和”用心”,甚至不懂”当下”二字的含义。对于那些音乐术语,我是真的不懂,知识结构欠缺。而另一些,使用他们的人自己可能也不明白。

我只是喜欢张磊的声音,喜欢姚贝娜的大气。我不懂很多,我听着阚立文唱《那些年》,完全没有想起歌曲来自我看过的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不影响我号啕大哭。我听了很多遍,并且知道阚立文不会成为冠军,甚至不会进入再下一轮比赛。我听修儿唱《张三的歌》,哈哈大笑,说,这个好玩。我不知道,后面导师们解释的那些雷鬼啊什么的风格。我并没有想过那是歌手的原创,抑或者是师有所承,派系渊源流长。

我只是听他们唱歌而已。就像魏雪漫谈到,为什么她的年龄大这么多,她作为成熟的歌手为什么参加比赛。她说,她想做很多事情,她想结婚生孩子,但是那些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唱歌是一个人就可以做的,所以她来了。就像刘双双唱完《致青春》,她深情地吻上她抱着的吉他。

就像张惠妹笨嘴拙舌地只会说”鸡皮疙瘩”,但是当她顺着歌手的旋律歌唱延伸的时候,那是天籁降临。长期训练的专业素养和天赋集于一身,这些共同地形成了这个人。

有的歌手,在听过很多遍以后,听者会剔除当时的感动,变得挑剔起来。我会觉得马吟吟的《海上花》还是有点沙哑了,尤其每次听的沙哑都相同。我会觉得张婧懿的《斑马》有点上不来气,程壁的呼吸声也让我气短。有不少人在声音之余觉得,盲人女歌手张玉霞长得不好看。他们可能把贝多芬盲女的故事代入到这里了,由于不能看到自己的脸,其实盲人很难把握自己的表情,我见过最好的就是没有淡然没有表情。

尽管并不完美,但是他们仍然是”想唱歌”的歌手。我想,你应该想到,吴莫愁的音乐大篷车根本不会是她所想像的或者笑哈哈的说起的那样。剥落的油漆,尘土扬天,人的气味,油腻的衣服。这才应该是全部,还有猥琐的观众和低俗调子。你不应该去想像,音乐大篷车唱的是校园民谣。

但是她”想唱歌”,我们忽略掉其他的一切,或者不去细想,只是体会坚强和热爱。还有在恶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努力和天赋。

我猜测那个一直戴着帽子的大男生,一激动就蹲在地上,并非完全真实。就像后来有个小伙子一直很帅地笑着,一直执意把耳机套在脖子上,作为装饰。他们,所以上面这些歌手共同的是,想更多一些机会唱歌,如果我们姑且抛开唱歌之后的目的。

我们不能接受那些假的,而愿意全部的热情都是真实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讨厌撒谎的人,而是因为,我们希望那些屏幕上唱歌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希望更加纯粹的情感,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替我们做到。所以白领骨干精英们当年喜欢张靓颖,年轻小女孩们喜欢李宇春。所以,有人喜欢莫西子诗,他唱道,”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

那么,为什么要由别人来替我们完成呢?我们此刻就应该去做我们最想做的事情,或者去做你最希望得到结果的事,就像明天就会死去,就像下一秒就会死去,并且此刻的选择令你在死前没有遗憾。

电影里说,对于年轻人,可能费点时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有些人,”每一次呼吸的时间都是宝贵的”。

歌手们说,他们为唱歌而生。为之而生的意思,就是可以为之而死,因为时间就是生命本身.我们能付出的最大的代价,不是别的,正是生命,也就是时间。此时此刻,我们选择做的,应该就是我们真正地愿意为之而死的事。
jing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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