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学校运动会，朋友圈和群里热火朝天。看大家集合在雨里走方队，看大家动员和争先恐后报项，持续了一两个星期。决赛之前亮哥在群里借钉鞋。我们叮嘱，岁数不饶人，可别伤到了。他说，预赛的时候别的组都穿钉鞋，被欺负到了，决定一定要欺负回去。
不由得回想起我参加过的运动会。
在所有的运动会里，我大多是作为观众出现的。比你想像得无聊。因为我小学就开始高度近视，而我所在的文化氛围和经济状态都不允许使用望远镜，什么也看不到，就是操场上模糊 一片，所以我从来也没有享受过运动会的快乐。
多数情况下不允许欢呼，除了有指挥的时候。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拉歌，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真着急。你可以想像什么也看不清，目标、敌人、友军，什么也看不到，就跟着瞎喊。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有些同学可以看到远处有人在跑，甚至能辨认出跑的人是谁。
先是在运动会前排练出上述效果，便装。运动会当天，要穿统一服装。穿过白衬衣黑裤子，穿过黑西服裤子随便。有的是向家长借的，有的是礼服，运动会和祭扫烈士陵园的时候要穿。那应该是最初体会到上级的偶尔灵机一动会带来多大的麻烦。比如小学四五年级，在西册体育场参加全市运动会。参加，我的意思是作为观众。要求戴大檐白帽，就是那种展开特别大个儿，边缘是钢丝，可以非常神奇地拆三折成为直径十多厘米的遮阳帽。特别特别白，比用加了钢笔水洗过的白鞋还亮上几分。模糊有记忆六元或者三十元一顶。之所以对价格如此敏感，是因为在那之前的运动会要求买了小白遮阳帽，就是日本动画片里小朋友常戴的那种。但是之前的小白帽不行，必须买新的。并非垄断，随便去哪里买都行，但是随便哪里都不会更便宜。
我没买，刚好要去修牙还是配眼镜，请假成功了。修牙或者配眼镜结束了，时间还早，我去了西山体育场，还找到了班级。老师让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我戴着不算数的小白帽子，跟我聊天“真热啊”什么的，突然问“你是不是没有帽子啊？”
除了当观众的礼服，还要准备检阅的制服。前文提到，我几乎总是观众而不是运动员。但是几乎每次运动会我都参加检阅。直到大学我才知道，那个检阅的意思是——作为运动员，在开赛之前向主席台（以及绕场一周向所有观众）展示自己。尽管我不是运动员，也要参加检阅。另外，大学以前我就知道，第一个项目即百米短跑的运动员不参加检阅，因为时间不够检录。所以，应该由全体运动员参加的检阅这一程序，有些运动员没有参加，有些参加的人不是运动员。
小学二三年级的检阅要求必须穿运动服，我们当然没有，所以绝大多数同学穿的是线儿衣。如果你不知道线儿衣是什么，可以想像为某种内衣，长及手腕和脚腕，并且手腕和脚腕有松紧带。后来的检阅要求西装，我们还颇奇怪了一下，运动员不是应该穿运动服么？直到在电视上奥运会我看到装西服的入场式，才知道，原来所有的人都可以有许多套衣服，不止拿破仑的妻子或大林和小林里的贵妇人（坏人）才可以有。
检阅以后就是老实坐在观众席上了，在强调运动的场合一动不动。以便取得精神文明奖，这是我作为观众能为班级做的最大的贡献了吧，如果没有拖后腿的话。
举牌子作为背景拼字的活儿也干过。在某个场景里，我似乎是腾飞的腾字里的某个撇的末端。某他的那些场景我就知道自己是哪个像素了，总之是在哨场响起的时候，举起被规定的颜色的方块。并且听到此起彼伏的“我看看谁又错了”“你哪个班的怎么回事”“这么简单的事也做不对呢”。我从未出错过，但是指挥的呵斥令我战栗。战栗到有同学嘲笑过我。在指挥老师不名批评某位同学没站直的时候，嘲笑我的同学告诉我当时我的手指当时已经开始反卷了。然而被不点名批评的同学仍然持续被呵斥，我的手指就反卷得更厉害。事实上，大部分同学都从未出错过，不然以那么短的训练时间主席就没机会看到我们集体的结晶了。但是我们一起被呵斥，“某个同学！”“我看还有人！”。
除了举牌子，还有打竹板。相当震耳朵，我怀疑分贝数可达100左右，应该会永久影响听力。不过比拍手掌强，至少不夹到手的话不疼。还摇过装满钱的罐子。那是大学生运动会还是长春市什么的运动会，大学的时候要求我们参加的。要求每人准备两个易拉罐，不记得对品牌是否有要求了。喝光（是的，得先花钱买到内有饮料的，然后才能喝光），里面放上十枚钢镚。有同学找不到硬币，装上石子问老师，这行不？当然不行。同寝某同学缺几个硬币（还是易拉罐？总之是某种资源），我赠送给他。后来发现我自己也缺，向他要几枚硬币，他死活不给。坏小子们哈哈笑，我也笑，我说：我就这么举着空罐，不放硬币。既轻了很多，又没有人知道，谁还能去特意听某个具体同学的贡献有几分贝吗。
还是长春市这次运动会，在南岭体育场举行。人山人海，要求不得上厕所。我非常听话，在每个节点都按要求“这是最关键的时候”“最最关键”“最最最关键”“最最最最关键”忍受，直到忍不住了肚子疼得厉害。我挪到后排，被一位校园委的老师截住，“你干什么！”我说我上厕所，快憋不住了。他说“这是最关键的时候，你再忍一会，马上就结束了”。我没说话，也许说了“我忍了这么长时间都没去”，不记得了。只记得我迈进了一步，他及时让开了。我对无穷尽地“再忍一下”“最关键”这种没有边界不知进退地“再加一点要求”真是忍无可忍，所以对谈判中试图在划定的底线以后再前进哪怕一小步的，就结束谈判。
运动会持续一整天，彩排有时还持续几个整天。在日落时分，领导会出现，讲话。初三的彩排，我们走方队晒得头昏眼花，校长来了。他说，“我只讲四句话。”我们哗哗鼓掌。他开始第一句，“第一句，好！”他举着喇叭声音嘹亮，我们又响亮地鼓掌。他接着说，“为什么好呢？”然后接下去开始解释为什么好。很久以后才是第二句以及对第二句的解读。然后是第三句，以及对第三句的解读。然后是第四句，以及对第四句的解读。如果我不这样按部就班地写出来，你怎么能体会我们的无聊和愤怒。“这TM不识数吧”，这是当时窃窃私语地主要评价，我奇怪他没有听到。第四句并不是结束，还有总结。
结束前，我们还会为精神文明奖第几，或者第几个被宣布的，为这些纠结很久。我们二班才是最特殊，最优秀，最应该被承认的。也许是二班吧，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引用李逵的说话，我真的不记得这许多班级到底都是几班了。不过，我们是最特殊，最优秀，最精神文明的，这点我没有忘记。如果是四班，那么就是四班四班我们最强。如果是十八班，那么换个口号。不得性别歧视，所以不能叫十八罗汉最棒。同样不得性别歧视，所以不能叫十八姑娘一朵花。不得涉及宗教，所以不能叫十八层地狱最怎么样。我们需要在运动会以前很久就开始编这套最适合我们的口诀；准备好各种道具，跟家长要钱买或者借，如果这是一次性的可真是糟糕得很，每次运动会都会再次回顾并得到败家的差评；全程做个乖乖的观众，不准说话不准动。
除了做观众，我还一直是报道组成员，就是那个“三年二班报道组来稿”，经常几个人包揽本班所有稿件。我们在运动会前一天，拿着项目单，像亲眼看到一样，把接下来要用的稿件全写出来。有说的，有写的，有抄稿的。运动会当天，还有送稿的，和临时加写稿件的。
也临时做过运动员。跑过110米栏，就是刘翔那个项目。我前一天学的，能左右脚分别上栏。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发令枪。听到身后同跑的那位稀里哗啦的踢着，我一个障碍也没有踢倒。然而，我跑得非常慢，预赛就被淘汰了。差一名？直到将近三十年后，在讨论孩子的体育达标时zhumao和向龙教我，还有tiger他们教我，“你的腿倒腾得太慢了啊。”我才知道，不止应该迈大步。
我还跑过5000千米。因为全班谁也不上，只好我去，为了不扣分。体委和我一起去的，他中途退场了，我更需要跑下去。全程是跑的，没有走的时候，保持了运动员的基本尊严。被倒数第二名扣了一圈，到终点的时候体育老师说“你可算到了”。
后来参加过教工运动会。连长叫我替跑过，充个数。还有个三块砖往前挪的项目，我意外地协调，超过第二名老大一截。后来？后来太快了，大意了，掉了下来，没有成绩。还参加过自行车慢骑。我有辆特别小的自行车，在跑道里原地转圈，能向初发点骑回去。准保慢得第一吧。裁判说，不算，违例。我拿出写着规则的纸件来问，非常想知道违哪条例了。大家都劝我算了吧算了。
算了，我觉得大家说得有道理。我闭了嘴，不再讨论，也不想知道错哪了，以后再没有参加过运动会。